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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日来到香港中环，你很难分辨自己究竟是在香港还是在马尼拉；
而往南走几英里，到了维多利亚公园，眼前的景象又会让人恍惚以为身处雅加达。
街头巷尾、天桥底下、草坪空地,三五成群席地而坐、说笑用餐的身影，几乎都是外籍家庭佣工。
这是她们一周里仅有的休息日，也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风景线之一。
根据公开统计，有超过三十二万五千名外籍劳工在香港从事家佣工作。
她们远渡重洋而来，图的不过是比家乡高出数倍的收入。
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外籍女佣真正大规模涌入香港，其实是二十世纪末才开始发生的事。
那么在此之前，香港家庭里的那些"女佣"又是从何而来？
要回答这个问题，时间必须倒回到一八四一年——英国首次将香港纳入殖民版图的那一年。
当时，一批华人富户随着政局变动迁居香港，她们的身边往往带着一种特殊的随从——"妹仔"。
所谓妹仔，其实是被贫困家庭卖身为奴的小女孩。
她们没有工资，没有自由，一生都要听凭主家支配，几乎与奴仆无异。
这项带有浓厚人口买卖性质的制度，在香港这块土地上被允许存在了近九十年，直到一九二九年殖民地立法通过相关法律，才正式禁止了这桩买卖。
与妹仔并行存在的，是另一群同样特殊的身影——男仆。
最早抵达香港的英国精英士兵需要有人料理日常起居，于是男性仆役应运而生。
到了一九三零年代，香港的英籍侨民群体日益壮大，这块殖民地渐渐成为英国精英阶层口中的"岛上游乐场"。
陪伴并服侍这些侨民的，正是那些身穿笔挺白色制服的华人男仆。
从打扫房屋到烹煮并侍候晚餐，几乎所有家务都由他们一手包办。
这种带有鲜明殖民色彩的用工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批女性佣工登场才被真正取代。
女性佣工的登场，是另一段曲折的叙事。
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被允许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务工，她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并没有直接走进家庭服务业，而是进入了缫丝工坊，从事抽丝剥茧的手艺活。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积累起来的产业优势很快被大萧条瓦解，紧接着日本又准备占领香港，整个缫丝业在双重打击下迅速崩溃，大批女工一夜之间失去了饭碗。
这些被称作"妈姐"的女性大多终身未嫁，她们在工厂关门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入家庭服务领域，用自己的双手撑起了香港几代人的厨房与育儿工作。
妈姐们烹得一手好菜，照料孩子细致入微，许多老一辈香港人回忆童年时的"阿姐"仍饱含深情。
在之后的数十年里，中国妈姐几乎垄断了香港家庭佣工的岗位，直到另一群身影出现在她们曾经熟悉的灶台旁——来自菲律宾的女佣。
菲律宾人究竟是何时、又是如何大规模来到香港的？
这要追溯到一九七二年，菲律宾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宣布全国戒严，国家经济在动荡中陷入破产边缘。
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成千上万的菲律宾女性走出国门，前往海外寻找工作机会。
香港因地理位置相近、薪资相对可观，自然成为她们的首选之一。
到了一九九零年，已经有将近六万五千名菲律宾人在香港从事家佣工作，这股潮流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无独有偶，印度尼西亚的输出路径几乎复刻了菲律宾的轨迹。
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就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所在之地，印尼盾在短时间内断崖式下跌，货币暴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恐慌性抢购，普通家庭的生活瞬间陷入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印尼政府从菲律宾的做法中汲取经验，迅速建立起有组织的海外劳动力输出项目。
此后，有超过十五万名印尼人在香港从事家佣工作，这一数字仅略少于在港工作的十六万五千多名菲律宾劳工。
许多香港家庭之所以能维持双职工的生活模式，正是因为可以用相对合理的价格雇用一名住家外佣，承担起繁重的家务与育儿责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来自异国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支撑香港中产阶级正常运转的"隐形引擎"之一。
没有她们，这座城市中大量年轻父母根本无法安心投入到高强度的职场竞争里去，整座城市的劳动力也无法像后来这样被充分调动。
香港偏好外籍女佣并非出于一时的偏见，而是从妹仔到男仆、从妈姐到菲佣、再到印尼佣，近两百年用工习惯层层沉淀的结果。
制度、法规、薪资水平、休假安排乃至合约形式都是围绕外来劳动力搭建起来的，这套成熟体系让雇主与佣工都有章可循，也让这种用工关系在城市肌理里扎根得极深。
从妹仔的身影到妈姐的大辫子，从白衣男仆的托盘到后来中环天桥底下席地而坐的菲律宾与印尼女性，香港的家佣史几乎就是这座城市自身的侧写。
每一次潮水的更替，背后都对应着一场政治变局、一次经济震荡，或一轮产业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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